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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法移民生活——一位菲律宾人的自白

时间:2018-05-30 17:3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澳门博彩平台大约在20年前八月份的某个清晨,妈妈把我叫醒然后把我塞进一辆出租车。同时她递给我一件夹克嘴里还咕噜着印尼语“Baka malamig doon”,意思是那边会很冷。当我和她,还有我的阿姨以及一位世交到达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认识。她们告诉我说这是我的舅舅。当我那时候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他一直握着我的手。那是1993年,我12岁。

  妈妈想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是她将我送到千里之外的美国和我的外公(菲律宾语叫Lolo)外婆(菲律宾语叫Lola)一起居住的原因。当我达到加州旧金山湾区的芒廷维尤时候, 我读六年级并且很快的爱上了我的新房子,新家族以及文化。虽然在正式的英语和日常俚语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但是我还是对学习语言怀抱。关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长着雀斑的中学生问我“你怎么了?”(Whats up?,字面意思是“什么在上面?”)的时候,我直接回答“天空在上方”,结局就是他和另一群孩子哄堂大笑。不过八年级时候我赢得了拼字比赛,靠的是记住一些我甚至于连发音都不太清楚的单词。而让我夺冠的单词就是“indefatigable(意思是孜孜不倦,不懈怠)”。

  当我16岁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附近的车管局(D.M.V.,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准备领取我的准驾照(给予正在学驾驶的人的证件)。毕竟我的一些朋友连驾照都已经拿到了,我觉得是时候了。但是当我把我的绿卡递给那个工作人员想证明我在美国居民身份的时候,她看了看,检查之后对我小声说:“这是假的。不要再来这里了。”

  我又迷惑又害怕地蹬回家然后直接找到外公。我记得他当时正坐在车库里面剪各种优惠券。我把自行车丢到一边然后跑到他面前,把绿卡给他然后用菲律宾语问他“这是假的么?”。我的外祖父母都是归化的美国人,我外公是一名保安,外婆是一名餐厅服务生。因为我爸爸不专情的原因,并且不能养活我和妈妈,于是他们分居了。从我三岁开始我的外公外婆一直在资助我和妈妈的生活。外公是一个要强的男人,我记得当他告诉我这张绿卡和一些其他的文件都是买来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同时他又警告我“不要给别人看这张绿卡。”

  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能让任何人有怀疑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资格。而且我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的工作,能够获得足够大的成就,我或许会被授予公民身份。那时我觉得我能够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在过去的14年之中,我一直都在尝试实现梦想。我高中毕业之后读了大学并且成为了一个职业新闻记者,还采访过美国最出名的一些人物。表面上看来,我已经获得了不错的生活,也实现了美国梦。

  可是我依然是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而这样的身份导致我活在另一种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活在被发现真实身份的恐惧之中。我也很难真的去相信别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我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自我出现。同时我还得把我所有家人的照片放入鞋盒而不是在我的房子的架子上摆放,这样只是避免朋友会提及相关话题。而且我不得不甚至是痛苦地明做一些明明知道是违法的不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这种身份使得我一直都是得依靠21世纪的地下铁路的支持者,这些人为我的将来着想并且很多时候也为我担当了风险。[译注1]

  去年我看到消息称有四个学生为了“梦想法案”从迈阿密到华盛顿一路游说。“梦想法案”争论了十年之久,目的在于希望可以为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成长的年轻人提供转为合法永久居民的途径。而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驱逐出境80万人。虽然面对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他们还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意愿和梦想。而这份勇气也鼓励了我。

  据称在美国有1100万没有记录在档的非法移民。实际上非法移民并不是大众想象之中的样子。或许某些非法移民采摘你所食用的草莓,有些在照看你的孩子。还有一些可能正在念高中或者读大学。还有一些,这已经被证实了,正在写你或许会读的新闻报道。我在美国长大,我住在美国。而且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而美国也是我的祖国。但是我所认为的祖国并没有把我当做她千千万万公民的一份子来看待。

  语言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虽然我在菲律宾已经学过英语,但是我还是想改掉我的口音。高中阶段,我会花上连续好几个小时看电视(特别是情景喜剧“Frasier”和 “Home Improvement” ,还有“The Golden Girls”的轮播)和电影(从“Goodfellas”(好家伙)到“Anne of Green Gables”(清秀佳人)都有所涉猎),而且我还通常将家庭录像系统暂停,就是为了模仿不同的角色的发音方式。此外在地方图书馆,我阅读各种各样可以提升我写作水平的文字作品,比如杂志,书籍和报纸。我高中的语文老师,Kathy Dewar把我引入了新闻媒体这个领域。当我在学生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的名字能够以用英语写作和采访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的方式出现在印刷媒体上,或许可以证明我在美国的存在。

  关于“非法外来人员”的争论使我变得更加焦躁不安。1994年,我刚从菲律宾到美国还不到一年,加州州长Pete Wilson因为他支持187议案而重新当选。187议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以及获取其他的社会公民服务。(不过联邦法庭后来指出这个议案是违宪的。)而在1997年我遭遇上面提及的车管局事件后,我越发强烈的感觉到了反对非法移民的社会氛围和他们对非法移民的成见:那就是非法移民并不想被同化以融入美国社会,相反的非法移民都是社会的污点。我一直都告诉自己他们讨论的非法移民并不是针对我而言,而且我还可以对社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我必须工作。而要想获得工作,我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幸运的是外公已经设法给我弄到了一个号码。外公总是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照顾地无微不至。当年外公的一个妹妹(或姐姐)当初嫁给了一个在美队服役的菲裔美国人,于是她为外公和外婆提出申请。于是外公和外婆1984年从土壤肥沃,竹屋环绕的菲律宾三描礼士省移民到美国。当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外公为他的一双儿女也提出申请。但是由于美国规定只能为未婚子女申请,所以外公只能在申请表上关于我妈妈婚姻状况一栏中在“未婚”中打了勾。同时,外公不想我爸爸来美国,也就没有替他申请。

  但是很快外公就担心移民局会在审查申请的过程中发现我的妈妈是已婚的事实,这不仅会让我妈妈无法前往美国也会让我舅舅去美国的申请泡汤。于是外公收回了关于我妈妈的申请。1991年我舅舅合法来到了美国,外公试图让我妈妈通过旅游签证的方式前往美国,但是妈妈没有成功。那时候她决定把我送到美国。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会在我之后很快也到美国,但是她始终没有做到。

  那个带我来美国的“叔叔”后来被外公证实是一个蛇头。我知道外公为了把我弄到美国来花了4500美元,对于他来说是好不容易凑齐的一笔天文数字。这花费中包括一个假的名字和一个假的护照(自从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那个护照,我想可能是蛇头扣押了)。我到达美国之后,外公用包含我的真实名字的伪造学生签证给我弄了一个同样伪造的菲律宾护照,当然还有那个伪造的绿卡。

  靠着那个伪造的护照,我们去了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局申请了社会保障卡和号码。我记得整个过程很短暂迅速。当社会保障卡给我寄来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是我真实的全名,不过上面也同样字字确凿的说明:“只有在I.N.S 许可下才可以参加工作。”(对于非美国人会有怎样的规定)。

  当我在车管局事件过去后不久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外公和我去了金考[译注2]。外公用白色胶带把“I.N.S. authorization”(需要授权)这些单词遮住,然后我们复印了卡片。这样至少复印件上我的社会保障卡和正常找工作不受限制的社会保障卡没有什么不同。

  外公总以为我会从事那些非法移民经常从事的廉价工作。(记得当我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取得真实有效的身份文件证明,一切都会好了。)但是即便是廉价的工作也需要各种证明文件,所以我和外公都希望被篡改过的卡片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外公说,我有的证明文件越多越好。

  高中时期,我在地铁干过兼职,随后在当地香港中华教青年会前台做过,再之后我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工作,直到最后我在当地的报纸,山景城之声,找到了一份无酬劳的实习。起初我只是帮忙买咖啡或者打打下手,但是最终我开始报道城市大厅会议并且还接一些其他有偿的活。

  在我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之中,不论是兼职还是全职,雇主似乎都极少要求检查我的社会保障卡原件。如果有一些雇主这么要求的话,我也是用他们所认可的复印件混过去。一段日子过后,我也开始看我自己是否符合联邦I-9就业许可表格的一些条件。(申请同等公民待遇比拿到永久居住权的“绿卡”要容易的多,因为绿卡要求我必须有一个外来人员注册号码。)

  这样一种欺骗性质的行为并不是那么容易进行。而且我越是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骗子,同时我也会更加内疚和更加恐慌,害怕我会因此被抓。但是我依然在做这些事情,毕竟我需要靠自己活下去,而且我已经决定这是必须要走的过程。

  山景城高中时我的第二个家。我被推选为学校代表去参加校董事会,这使得我有机会遇见负责学校所在地治安的警司Rich Fischer,并且得以和他交好。我参加了演讲和辩论小组,在学校的话剧中参与演出,并且最终成为校报“甲骨文”的联合编辑。所有这些使得我吸引了校长Pat Hyland的注意,她对我说:“你和我呆在学校的时间一样长。”到最后,校长和警司很快和我亦师亦友,慢慢地最后几乎就和我的父母一样了。

  高年级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一次排演之后,合唱团指挥Jill Denny跟我说她正准备带我们合唱团去日本表演。我跟她说我可能开销上有问题。但是她说会有办法的。我当时很犹豫但是还是决定告诉她,我记得我说“那不是关于钱的问题。事实上我没有合法的护照。”当她想我保证会把所有必须的文件弄妥当的时候,我终于还是跟她说:“我不能取得合法的护照,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她当时明白怎么回事之后,合唱团没有去日本而是去了夏威夷,并且用拖船带着我一起。(几个月前我还和当时的指挥Mrs. Denny说起这件事情,她告诉我说她觉得合唱团的孩子去旅行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哪一个学年,在合唱团旅行之后,我们历史课放映了一段关于哈维米尔克的纪录片。米尔克是一位公开出柜的旧金山官员,并且1978年被杀害。当时是1999年,正好距离Matthew Shepard的尸体在怀俄明的一个篱笆旁被发现六个月。在后来的讨论之中,我举手然后说了大致如下意思的话:“我很遗憾哈维米尔克因为是一个同志而被杀害我只是想说我是同志。”[译注3]

  我原本并没有打算会在那个早晨出柜,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是同志好几年了。由于那样的一通言论,我成为了学校唯一出柜的同志学生,而这引发我外祖父母的不安。外公好几个星期不准我回家。虽然最后我和外公互相妥协了,但是我至少在两方面让他觉得失望。其一是他是一个天主,认为同性恋是原罪,并且因为他的外孙是同志而觉得尴尬耻辱。其二,外公告诉我我必须取一个美国女人才可以获得一张绿卡。因为我出柜这显然是难上加难了。

  虽然日子很艰难,但是出柜并没有比把我的非法身份公之于众来的可怕。关于这一个身份秘密,我保持倔强地不说。

  当我的同学都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却希望可以在高中毕业之后能够在山景城之声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倒并不是我不想去读大学,而是我没有办法获得州和联邦的财政资助,而单凭我家肯定是难以负担所有费用的。

  但是当我最后告诉Pat(校长)和Rich(警司)关于我的移民问题(我们约定就这么称呼)的时候,他们帮我找到了解决方案。最开始他俩甚至于想说他们中某一个领养我,澳门博彩平台然后我就可以变为合法的美国公民。但是Rich在咨询了一个律师之后发现由于我的年龄问题这一方案已经不可行。最后他俩帮我联系到了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助学基金,其目的在于资助那些具备高潜能的并且通常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基金并不在乎移民身份的问题。我成为了第一笔受助对象的医院,奖学金包括了学费,住宿费,书本还有我在加州州立大学的其他费用。

  大一的时候,我在加州地方志兼职,在哪里我把各种稿件分类,也写一些随性的文章。我的理想是能够报导新闻,所以我决定从一系列的实习开始。首先我于2001年的夏天在费城日报实习,我报道了飞车枪击和球星艾伦艾弗森的婚礼。凭借这些报导我顺利的申请到了西雅图时报的2002年的暑期实习。

  但是我的合法证件缺乏再一次成为麻烦。西雅图时报招聘主管,Pat Foote告诉每一个实习生在第一天必须要带齐出生证明,或者护照,或者驾照以及社会保障卡原件。我当时就慌了,因为我肯定通不过审查的。于是在开始工作之前我联系了Pat并且告诉她关于我的身份问题。在她跟管理层咨询之后,她回复我电话并且给了我最害怕的回复:我不能获得实习资格了。

  这真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不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我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呢?当时我就决定如果我决定在新闻这个必须揭露事实的行业里获得成功,那么我就必须对我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

  这个插曲之后,Jim Strand资助我奖学金的风险投资家为我支付了咨询一个移民律师的费用。我和Rich(警司)一起去旧金山的金融区拜访了那个律师。

  2002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充满希望的。主要是参议员Orrin Hatch(犹他州共和党员)和DickDurbin(伊利诺斯党员)联合提出梦想法案针对外来少数族群的发展,救济以及教育问题。这至少看起来像我一直告诉我自己的信念的立法版本:只要我努力工作并且回报社会,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

  但是跟律师商谈的结果让我几乎绝望。移民律师说我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返回菲律宾接受十年的禁止出境直到我能再次合法申请回到美国。

  如果Rich也很沮丧的话,他至少还是表现不错。他跟我说:“就把这个问题放一边吧,晾着它。该干嘛干嘛。”

  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2003年的夏天,我在全国到处申请实习。有好几家报纸,包括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时报以及芝加哥论坛报都表示了兴趣。但是华盛顿邮报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而这一次,我没有提及我的移民身份问题。

  不过华盛顿邮报提出一个很刁钻的难题:她要求必须有驾照。(自从在车管局遭遇之后,我再没有申请过驾照。)于是我在山景城公立图书馆花费一个下午的时间,不断的研读各个州的规章制度。俄勒冈州显然是我的首选之一,而且去那只不过向北几个小时路程而已。

  此时我的地下铁路体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一个朋友的父亲住在波特兰,而且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住址作为一个居住地址的证明。Pat,Rich以及Rich的一个助手Mary Moore向那个地址对我写信。Rich还教我怎么在停车场掉头,同时一个朋友还陪我一起去波特兰。

  驾照对于我而言就是一切不仅让我学会开车,还会让我工作,实现梦想。但是外祖父母很是担忧波特兰之行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实习。当外婆在每天为我祈祷我不会被抓到的时候,外公跟我说他觉得我想要的太多,冒的风险太大。

  但是我决心已定,准备实现我的抱负。我跟他们说我已经22岁了,我会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和当初我被动让外公带我去复印店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有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一直在交税,但是我一直在使用非法的社会保障卡,同时在我的就业表格上填写虚假的信息。但是那或许好过于依靠我的外祖父母,或者是Pat(校长), Rich(警司)和Jim(奖学金资助人),更好过于返回菲律宾一个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国家。我说服我自己,只要我做到了一个公民的准则:女里工作,自立以及热爱祖国,那么一切都会好的。

  我怀揣着社会保障卡的复印件,我大学学生证,一份旧金山地方志的支付存根还有我在俄勒冈州住址的证明(那些地下铁路系统朋友特意给我在波特兰朋友的地址写的信)来到了波特兰车管局。还好一切顺利。我的驾照是2003年发放的,八年后也就是2011年2月3号在我30岁的生日的时候过期。也就是我还有8年的时间去实现我的职业梦想,同时还能希望一些移民法案可以通过从而能够让我留在美国。

  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暑假是令人振奋的。我被指派都一个主要的编辑室,但是也被指派了一位导师来为我保驾护航Peter Perl,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杂志编辑。实习几周之后,他把我的一篇关于一个遗失很久又失而复得的钱包的主人的文章打印出来,把最开头的两段圈起来,并且搁在我的桌上。我看到他的评语是“善于发现细节赞!”不过我那时候并没有预见到Peter日后也会成为我的地下铁路系统中的一员。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又回到旧金山纪事杂志。我原本计划是完成学业(当时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并且同时也担任纪事杂志的记者。但是华盛顿邮报再次对我抛出橄榄枝,她愿意提供一个全职,为其两年带薪的实习。而且我可以在2004年6月毕业的时候开始。这实在是难以拒绝,于是我搬回了华盛顿。

  当我在邮报担任记者四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我有点偏执了,好像总觉得我额头上刻了“非法移民”这样的标记一样。毕竟在华盛顿这个地方,关于非法移民的争论好像永远不会停止。我太急于想证明我自己以至于我总是很害怕会让其他的工作伙伴和编辑烦心,同时也很担心这些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会发现我的秘密。那样的焦虑已经让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决定我必须向高层中的某人述说实情,于是我选择对Perter托盘而出。

  这个时候Peter还在邮报工作,而且成为新闻编辑室培训和职业发展部门的主管。十月下旬的某个下午,我们走过好几个街区朝着拉斐特广场走去,途中经过了白宫。当我们坐在一个长凳上大约20分钟之后,我对他毫无保留的说出一切:关于社会保障卡,关于驾照,还有Pat,Rich和我的家庭。

  Peter当时很震惊。他说“我现在比原来更懂你了。”而且他跟我说告诉他是对的选择,因为这是我和他共同面对的问题了。他还说他暂时还不想采取措施。他说我毕竟还刚开始被录用,也需要好好证明自己。他说“当你取得了足够的成就的时候我就跟Don Graham(华盛顿邮报公司当时的主席)和LeonardDownie Jr. (华盛顿邮报当时的执行主编)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一个月后,我和Peter以及他的家人度过了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感恩节。

  在接下来的5年之内,我竭尽所能去试图达到Peter“足够好”的标准。我被提升为固定签约作家,报道过游戏文化,写过关于华盛顿艾滋病流行的系列报道,以及介绍了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中技术和社交网络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我还去过白宫,在那我采访了一些高级助理并且出席了国宴不过我依旧像特工一样使用虚假的社会保障号码。

  我尽量试图避开关于移民政策的报导但是并不能总如愿。我写过一篇关于希拉里克林顿对没有记录在档非法移民领取驾照的态度的文章。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佛罗里达参议员(当时也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Mel Martinez的。在只有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JohnMcCain时,Mel Martinez当时为他们党派对拉丁后裔的立场辩护。John McCain是一个一名议案的联名起草者,而且当时还同意在一个属于西班牙语网络的“Univision”资助的辩论。

  这就好比戴着镣铐跳舞:我试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新闻编辑室脱颖而出,但是我又担心我是否做得过头,以至于我设立了一道我原本没预料的屏障。我试图忘记我的恐惧,通过报导其他人的生活将我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生活转移,但是我始终不能逃避我人生最大的冲突。如此长时期的欺骗也会使你对自己的感觉扭曲,你会开始思考你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2008年4月,我参与的一个团队因为报导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得了普利策奖。而外公在一年前逝世,正是外婆把那一天成为我的宣告日。她首先说的就是Anong mangyayari kung malaman ng mga tao?

  2009年的夏天,并没有原本计划中的跟华盛顿邮报高层的讨论,我离开了华盛顿邮报来到纽约加盟赫芬顿邮报。两年前我还在为华盛顿邮报工作时候在一个华盛顿出版业俱乐部的奠基典礼上,我遇到了Arianna Huffington。而他后来邀请我参加她的新闻基地。我当时想了解一些关于网络出版的知识,而我认为新的工作会教会我不少东西。

  不过我依然对于这次跳槽心存疑虑:毕竟已经有很多公司在使用部开发的电子认证系统来对未来的员工的身份进行审核,我不确定我的新雇主是否也是这里面的一员。不过我还是获得了在其他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机会,我在工资单上填写的社会保障号也和原来一样,并且依旧顺利取得了工资。

  当我为赫芬顿邮报工作的时候,其他的机会开始出现。我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报道呗拍成一部叫“另一个城市”的纪录片,并且在去年的翠贝卡电影节参展和放映。同时我开始为一些杂志写稿还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任务:替纽约客杂志写一篇关于Facebook创始人Mark Zuckerberg的专访。

  我得到和实现的越多,我就越恐惧和沮丧。我为我的工作而自豪,但是总有一片乌云在头顶挥散不去。因为我的八年之限驾照到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准备离开赫芬顿邮报。我告诉我的朋友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为我的纪录片做推广同时还想写一本关于网络文化的书。但是真实的原因是,在这么多年我想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时间花费在职业生涯的追求上。我慢慢知道职业生涯的成功不会对我的身份问题或者是我归属感的欠缺有任何帮助。我对我一个朋友解释为什么不能去墨西哥周末旅行的时候撒谎。而在另一次拒绝花费全部报销的瑞士之旅的时候,我又如法炮制借口。多年来我都不愿意保持一段长期关系,因为我不愿意有人过于亲密到那种可以问很多我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的程度。而外婆那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如果人们知道了会怎么办?”

  今年早些的时候,恰好在我30岁生日的两周前,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拿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而且有效期到2016年。这可以为我提供5年可接受身份的时间,但是同时也是混杂恐惧以及欺骗,欺骗那些我所敬重的人和机构,以及还要继续逃避我真实身份的生活。

  所以我决定直面现实,回顾自己所做的一切,然后把我最美好的回忆中的故事讲述出来。我联系了以前的老板和雇主并且为我误导他们的行为致歉。每一次我倾诉我秘密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屈辱尴尬和释放混杂一起的感觉。这篇文章中我所提及的人都给了我使用他们名字的权限。我也和亲朋好友讨论了我的处境,并且正在和法律顾问讨论审视我的选择余地。我不知道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我唯一确切知道的就是我对我外祖父母心存感激,因为他们给了我国上更好生活的机会。我也感谢我的另一个家庭我在美国发现的帮助我的“地下铁路”系统他们都一直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梦想。

  从我上一次见我妈妈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8年了。最早的时候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美国来,同时也对自己生气并且没有心存感激。知道我念大学,我和我妈妈很少通电话。这是在是让人很痛苦,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简单限于给她寄钱资助她还有我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我妹妹在我离开时候将近两岁,现在已经快20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14岁的弟弟。不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见面。

  不久前,我才和妈妈通电话。我想填补一些关于多年前那个8月早晨记忆的空白。我们从没有讨论过这些。我一方面想清除这些记忆,但是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和直面我的生活事实,我需要更多的细节。比如我哭了么?她哭了么?我和她有吻别么?

  妈妈告诉我我对于即将见到空姐和坐飞机感觉非常兴奋。她还提到她告诉我融入美国的一个小诀窍:那就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去美国,我可以回答是因为我想去迪士尼乐园。

  译注1: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1820-1861,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奴隶逃跑以实现自身的自由。

  译注3:哈维柏拿米尔克Harvey Bernard Milk,美国同性恋运动人士,也是美国政坛中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在1977年,旧金山市改变委员会的参选制度,哈维终于当选市政监督委员会第五区的委员。哈维就任市监督委员会委员十个月,主要的职责是负责推动同性恋权益的法令。在1978年11月27日,哈维与当时的市长乔治莫斯科尼被丹怀特射杀身亡。怀特是与哈维同届当选的新科委员,因承受不了压力,遂而辞职。后来却又反悔想要重返委员会,但市长却迟迟不同意,因而埋下杀机。哈维鼓励同性恋们把握同志族群在旧金山逐渐壮大的影响力,相互扶持,勇敢出柜。在当时,对于美国早就放弃从政追寻自我权益的同性恋族群,哈维成功的事迹,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希望。Matthew Shepard则是一名大学生,1998年发现被杀害,根据目击证人称他被害的原因是施暴者因为他是同志,这也引发了国际的注意力。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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